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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的拿破仑”黄兴始终站在孙中山身边和身后

时间:2011/10/2 16:17:44

  (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)

    黄兴:功不必自我成

  这个寡言重行的人,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和身后,将满腔的情感和满腹的智慧,化作无以伦比的行动力,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

  本刊记者/张蕾

  1914年的一天,美国人林百克收到中国人黄兴寄来的一个大包裹。

  此前的9月29日,两人曾于芝加哥会面。这位在菲律宾做过法官、一贯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,向第一次造访美国的黄兴提出,希望能为他写传记,为此,请他写些可用于传记的材料。

  现在,黄兴如约寄来了包裹。动手拆包时,林百克激动得“手有点发抖”:“我想,那里面装着一位英勇的将军的生活历史资料。”他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打开,“像朝圣的信徒展读圣书一样”。

  包裹里,是一份用打字机打成的、长长的文件——吁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,反对袁世凯篡国。无一字涉及黄兴个人的勋业和生活。

  黄兴,字克强,与孙中山并称为“开国二杰”,章士钊的挽联称“无公则无民国,有史必有斯人”。武昌首义前,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,大都由黄兴主持,“几乎是无役不与”。章士钊早年在《沈荩》一文中说:“吾闻之: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,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;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,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。”黄兴是甘冒巨险和深入虎穴的人,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识。

  这个寡言重行的人,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和身后,将满腔的情感与满腹的智慧,化作无以伦比的行动力,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。

  “谷中一鸣,众山皆应”

  1910年5月30日,黄兴致信孙中山,讨论9次武装对抗清廷之起义失败后,革命的走向和计划。

  黄兴在这封信中指出,推翻清政府最好的力量,就是它自己的军队。他分析了新军起义流产以后的广东形势,断言:尽管此前遭遇种种挫折,但是,“图广东之事,不必于边远,而可于省会”。这修正了孙中山长久以来主张的于边远地区起事的观点。

  在结论中,黄兴预言: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,各省将闻风而动,“必有谷中一鸣,众山皆应之象”。

  胡汉民评价说:“其后进行计划,大略如书中所言。”

  其实,早在1903年11月4日,在华兴会成立会上,黄兴就对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有过完整而富于远见的论述:

 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,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?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,建瓴以临海内,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,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。然英、法为市民革命,而非国民革命。市民生殖于本市,身受专制痛苦,奋臂可以集事,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。若吾辈革命,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,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,则是吾人发难,只宜采取雄踞一省,与各省纷起之法。

  赴日留学是黄兴一生的转折点。1902年夏,黄兴被官派至日本弘文学院习师范。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刘揆一称,他在那里学习到的西方知识,使他成为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鼓吹者。

  1903年夏,黄兴回到长沙主持明德学堂新成立的速成师范班工作,兼任历史、体操等课目教员。“他的图画很好,白天上课在黑板上画瓜果,晚上计划革命。⋯⋯当时湖南所有各中学的学生都归附他。”他的同事张继曾如此回忆。

  一次,黄兴在动物课上给学生讲鱼类,用盆端来一条活鲤鱼。他从讲鱼类的构造和基本特征,引出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成语,对学生们说:鲤鱼是不可能成龙的。只是中国历史上有人想通过造反当皇帝,所以才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。然而,中国换了不少皇帝,百姓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。法国革命党人比别人聪明,他们在革命成功后将政体改为民主共和制,再也不要皇帝了。这样,百姓们才有了平等和自由。

  语云:“秀才造反,三年不成。”可这个黄秀才却不如此。流传至今的黄兴照片显示,这位共和元勋面庞白净,双眼皮,眉毛不枝蔓,眉眼搭配起来颇显平和,他不同时期面容上的最大区别,只在于胡子的样式。但是,在他身上,旧式知识分子的摇摆特性,几与其绝缘。

  据李书城回忆:“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,最初颇多争论,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。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、不多发言的,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,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,意志即异常坚决。”

  有一晚,黄兴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,气急得说不出话来,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。他从事革命的决心,“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”。

  “钱!您有钱吗?”

  1910年6月15日,孙中山从夏威夷返回日本,与黄兴在横滨晤面,商讨第10次起义(即黄花岗起义)事宜。

  这次在横滨的见面,同盟会成员、日本友人萱野长知也在场,他记下了当时的情景:

  孙逸仙乘坐的美国轮船刚刚靠岸,黄兴就跳上船去。两人久别重逢,极少谈论私事,很快转入对革命形势的讨论⋯⋯

  当黄兴快要离开时,他对孙说:“哦!对了,钱!您有钱吗?”孙回答说:“是的,我有。”并把满满一皮箱的钱指给黄兴看。孙刚刚从美国归来,在那里,他向华侨募集了资金。

  黄兴根本没有估量箱里的钱数,提起皮箱,准备告辞。忽然,好像记起了什么似的,他说:“哦!对了,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,也许您有时需要钱用。”顾不及点数,他留给孙几束钞票,走了。

  目睹这一幕的萱野长知深受感动。“金钱的予者和受者,似乎都对金钱的总数毫不在意。这两位领袖之间终生不渝的感情,不能仅仅表述为一般的‘同志关系’;他们对待金钱财务的态度,也经常与此次相同。”

  孙、黄日本会晤后,黄兴归国,具体部署起义。

  根据黄兴当时的设想,是以广东省会一役,唤起全国革命之力量。革命一旦在广东获胜,黄兴便将率军北上,直捣湘鄂。虽然黄花岗起义没有实现这一点,但武昌起义及其后续事态,则正好符合了黄兴对国内局势的预判。

  为了与两湖和长江下游诸省在行动上协调一致,早在二月间,黄兴派谭人凤携款二千元到中部省份,去资助那里十分活跃的革命势力,“组织当地的起义,与计划中的南方起义相呼应”。

  黄兴的部署一贯缜密。但当时他大概也没有想到,谭带去的二千元,对改变历史的武昌起义,产生了意料不到的直接影响。

  谭人凤带着黄兴的嘱托,携款来到湖北。通过同盟会中部负责人居正,同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进行了磋商;通过同盟会成员胡瑛,会晤了文学社的负责人。谭人凤给居正六百元,给孙武两百元。用这些钱,他们在汉口的法租界、俄租界和武昌设立了起义的秘密机关。孙武后来偶然引爆了一颗炸弹,促使武昌起义提前举行,就是在这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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